來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舟上鏡

作者:瑪吉·伯格,芭芭拉·西伯 著 田雷 譯,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21年01月

  1917年,德國享譽盛名的思想家馬克斯?韋伯在慕尼黑舉辦了題為“學術作為志業”的演講。演講中,韋伯深刻而犀利地指出,在這個“祛魅”的時代,學術是一種“理性化和理知化的工作”,并不能幫助我們完整地把握、理解世界和自我,從而獲得更完滿的人生。他同時也告誡年輕人,當代大學的體制環境越發嚴峻,隨著學科專業化、學術機構等級化,學者越來越像是工廠里的勞工。一百年后,大洋對岸加拿大的兩位英文系教授瑪吉?伯格和芭芭拉?西伯,在合著的一本小書《慢教授》中顯示,大學的現狀正如韋伯所預言,并且工具理性變本加厲。
  兩位學者在書中表明,大學公司化正在全方位地掏空學術:學者被“速度文化”裹挾,在瑣碎過載的工作日程中日漸喪失專注與沉思的時間和能力;線上教學的趨勢忽略教學中的情感維度,教師們無法享受課堂教學的樂趣,學生也無法獲得一個促進學習的積極情境;一味追求量化的科研競爭力和市場轉化力,與人文學科原本“自由思考和社會批判的精神”背道而馳;而過于忙碌的工作日常和競爭體制,將學者們異化成工具人,同事關系惡化,互助合作、共同抵抗問題的可能性因此被降低……通過分析這四個維度的問題,瑪吉和芭芭拉呼吁一種慢節奏的學術生活,行動起來共同抵抗大學公司化的趨勢,為從容的反思和對話爭取時間,找回大學應有的智識生活。
  雖然《慢教授》專注考察學術生活,并處處強調學術工作的特殊性質不應被完全工具理性化,但這絕不是一本只面向大學師生(包括教授和未來有志于學術的年輕學子)的著作。事實上,書中所謂的“速度文化”、公司化及諸種弊端,恰恰是當下新自由主義功績社會中的普遍現象,大學是這個時代縮影,而象牙塔之外,又何嘗不需要“慢運動”的抵抗。
  1、時間管理與注意力之戰
  作者在第一章中列舉了許多作為時間管理“典范”的例子,這些“成功”的教授學者們工作時長驚人,爭分奪秒、精確計算完成每一項任務所需的時間,統籌安排日程。例如:“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7點30分,每周工作六天;或者每天凌晨,從4點開始寫作,直到6點45分”,“保護好你的周六,留給科研,并且把批改作業和備課拖延到周日,在12小時內殲滅……這意味著工作從清晨8點開始到中午12點,下午從1點開始到6點,晚上從7點到10點——這還是一個星期天!”
  時間管理手冊面對的需求,源自大學教師們越來越疲于奔命、應付繁重瑣碎工作的現實狀況。韓炳哲在《倦怠社會》中指出,21世紀的社會不再是一個規訓社會,而是功績社會。功績主體化身為自己的雇主,以種種項目計劃、自發行動和內在動機取代禁令戒律的規訓,為了追求績效的最大化,他們甚至發展出了一種自我剝削,比來自外部的剝削更有效。
  日益增長的工作負擔催生了這種特殊的注意力和時間管理術,它們又反過來改變了注意力的結構和運作方式。長期多任務處理(multitasking)帶來的是感知的碎片化和“自我誘發的注意力缺陷障礙”:不斷在多個任務、信息來源和工作程序之間轉換焦點令人注意力渙散,如書中所揭示,這一趨勢正改變著我們的神經回路,侵蝕我們維持專注和深度思考的能力。
  呼吁教授們不被時間所管理,書中援引了安波斯?梅因梅里斯、米哈利?喬贊米哈伊等人的研究,這些覆蓋不同職業和種族群體生活的研究表明,“周期性地從時間中逃逸,可以促進我們的深度思考、創造力和問題解決能力。”而“全神貫注”的體驗也會帶人快樂。如韓炳哲指出,“人類在文化領域的成就,包括哲學思想,都歸功于我們擁有深刻、專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許深度注意力的環境中,才能產生文化;只有“深度無聊”的時光才能培育創造力。
  2、情感主體對抗工具理性
  抵抗公司化價值的入侵,兩位學者的研究還特別關注情感的面向,并主要探討了兩種情境,即同事之間與課堂里師生之間。
  《教學與愉悅》一章中,她們推廣一種愉悅的教育方法和課堂氛圍,其中教師能夠享受教學過程,課堂充滿活力,師生之間互動對話,也能夠提升學生的智識水平——因為智識是“嵌入式的,語境性的”。科學研究已經證明,人腦并非簡單處理信息的冰冷機器,人的智識能力依存于語境和情感,而群體間形成的情感會影響到身處其中者的智力。例如,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對團隊心理動態的研究提出,積極情感能夠導向高階的活動,可以“擴張注意力和認知能力的范圍——靈動且新穎的思考因此得以可能……”
  值得一提的是,兩位作者十分強調線下面對面授課和課堂感情的維系,她們重新審視遠程學習和零碎集成式學習,指出許多學習技術目前只關注“看見”,這強化了身心的割裂,加劇了主客的分離。學習從來不僅僅關系到“認知”,就像教育也不只是知識的傳授。思考需要主體性,需要嵌入語境,需要在群體內進行,需要積極情感的促進。“感情首先要在那兒,然后我們才能成為我們。”“是感情去發現適于它們的思想,而不是思想去尋找感情。”這在因新冠大流行而被迫采取遠程教學的時代顯得尤為重要,事實上,早在大流行之前,線上教學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大,瑪吉與芭芭拉逆流而上,揭示現實課堂教學不可替代的意義,可謂替世界高校敲響警鐘。隨后,她們也結合自身的教學實踐,分別就“進入班級”“上課”“備課”“評分”四個階段提出了具體如何才能“享受教學”的建議。
  除了課堂中的情感外,她們自然也關注教授們自己的情感狀態,《同事與社群》一章討論了公司化使同事之間也互為商品,忽略了學者工作所帶有的感情維度——事實上,如前所述,學者們忙得不可開交、身心俱疲,早已無暇維系日常交流與互助;個人主義與理性主義的范式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隔離與孤獨感,這種孤獨感又會進一步損害學者們的身心健康與職業發展,形成惡性循環。有鑒于此,許多學者已像瑪吉和芭芭拉一樣認識到營造一個“聚攏的環境”的重要性,承認工作場所內孤獨的現狀,承認社群中的情感責任(而不僅僅是將“情感”視作“理性”工作的敵人),增強同事間的互助,提供良性的社會支持。
  人際關系的匱乏與上述強制性的自我剝削以效績最大化,會產生抑郁癥患者和厭世者,這是韓炳哲診斷的“日益碎片化、分裂化社會的典型癥狀”。另一方面,長期浸淫在機構內的制度化生活也會逐漸摧毀人的自主性和自發性,這種生活不僅會抽走公共對話的活力,也會削弱人們自發產生互助的能力,這是詹姆斯?斯科特診斷的“制度性神經癥”。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建立情感主體都是本書兩位作者開出的“藥方”,具有實踐和行動的倫理意涵,用以抵御工具理性對原子化個體全面的物化。
  本書對大學行政體制、教學、同事關系等的觀察都切中肯綮,相信有些許學術生活經驗的讀者都能引發共鳴。去年,一篇“清華學子用生命在內卷”的文章獲得無數瀏覽轉發,文中貼出的照片上,清華學生在自行車上爭分奪秒地吃飯、看書、刷題。“內卷”一詞迅速成為年度熱詞之一,隨之而來的“996”“拼多多事件”等涉及勞工生存狀態的話題均引發熱議,象牙塔內外,各行各業的從業者們都覺得自己正被加速“內卷”;同事文化同樣迅速流失,有的公司甚至只允許員工之間互稱“花名”,離職員工必須刪除和同事的聯系方式……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普遍宰制下,勞動者異化為甚至不配擁有姓名的工具人。
  雖然就此體制與結構性問題而言,這本小書中提出的“慢原則”運動倡議和書末提供的一些“可操作建議”,都略顯蚍蜉撼樹,政治批判的維度也只是點到為止,但她們推崇慢節奏的工作方式、“厚重復雜”的價值以抵制快消速度文化,建立情感主體抵抗工具理性的異化,并以實際行動呼吁協同合作,呼吁更多同事間的溫情互助和行業共同體的建立,以此種種抵御大學公司化的趨勢,這無疑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也同樣可供新自由主義霸凌與“速度文化”下的各業勞動者參考。學者與其他行業的勞動者同處一片天空之下,但如果說他們有什么不同,那恐怕還是要回到韋伯演講中所說的學術的第三種益處——在于使人頭腦“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