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王虎

作者:劉文祥,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時間:2019年06月

  每個人的母校都是最美的,可是要說中國公認最美的大學,大家基本都會同意是武漢大學這一說法。武漢大學溯源于1893年清末湖廣總督張之洞創辦的自強學堂,1928年定名為國立武漢大學,是民國四大名校之一。而武大校園之美,更多的來自于那些古樸、充滿傳統氣息的建筑,那么,武大為何選址珞珈山?這些優美的建筑是從何而來呢?本書通過詳實的史料和考證,為我們回答了“最美大學”,美從何來的問題。
  從馬可?波羅帶給歐洲人的那個瑰麗絢爛的中國建筑想象到前后出版多本著作、極力向歐洲人推廣中國建筑卻對中國建筑風格頗為不屑的瑞典建筑學家錢伯斯,歐洲人對中國建筑想象從完美走到平視,以至于后來國內“公私營造,莫不趨向洋式”。從19世紀末的一些采用中式復古建筑的教堂開始,教會大學的建設浪潮真正將中式復古發展成一場全國范圍產生深遠影響的建筑風格復古運動。
  國民政府時代在中國教育部注冊備案的13所基督教大學(學院),全部為美國教會創辦,教會選購新土地,營建新校舍,不約而同的采用了中式復古風格作為新校舍的建筑風格。包括燕京大學在內的近代中國若干教會大學,其校園規劃和建筑設計,大多出自美國建筑師茂飛( Henry Killam Murphy)之手。茂飛在華主持設計了包括長沙雅禮大學、福州福建協和大學、清華大學、南京金陵女子大學、北京燕京大學等眾多大學校園建筑的規劃設計案例。而且國立武漢大學的兩位主要設計師李錦沛和呂彥直也曾是茂飛紐約事務所的員工,深受茂飛的影響。這種中式復古的風格,也得到了當時政府的高度認可。1929年,國民政府首都建設委員會下屬的“國都設計技術委員會”發布了《首都計劃》,其中詳細論述了中式復古的概念和內涵。《首都計劃》中明確提出“要以采用中國固有之形式為宜”,并闡述了四條理由,“其一,所以發揚光大本國固有之文化也。。。”對于洋為中用的方法論也有闡述:“采用中國款式,并非盡將舊法一概移用,應采用其中最優之點,而一一加以改良。外國建筑物之優點,亦應多所參入。大抵以中國式為主,而以外國式副之;中國式多用于外部,外國式多用于內部,斯為至當。”這也是當時官方對于中式復古建筑的指導文件。再加上國內外建筑學家的推波助瀾,一時間中西合璧、中式復古成為風潮,國立武漢大學成為其中佼佼者。
  在中式復古風潮下,再加上蔡元培、李四光等人的大力推動,一座嶄新的武漢大學校園在珞珈山聳立起來。蔡元培曾在武大新校落成典禮上說:“中國三十年來,有新式大學后,總計全國大學約百數十所,多因過去歷史關系,雖時時改革,總不如武大之與舊歷史一刀截斷,重新創造之痛快。”李四光在同一場合的演講中也強調:“這個學校完全是從無中生有,好像在白紙上做文章一樣,完全系由理想而實現的。”
  本書作者查證了大量史料,發現第一位建議武大選址洪山的人應該是李四光,李四光也成為對于武大成為最美校園有決定作用的一個人。李四光最初選址洪山東湖一代,當時地名叫做“落駕山”,根據聞一多的好友、后來長期執教武大文學院外文系的方重回憶,是因為聞一多靈機一動,將難登大雅之堂的舊時代祖傳地名“落駕”代之以富有韻味的“珞珈”二字。
  珞珈山附近風景優美,有山有水,并且耕地不多,人煙稀少。可是即使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土地征收方面,校方依然遇到了嚴重的阻礙。根據文獻調研發現,從1929年8月15日湖北省政府正式公告批準武大收買圈定校址內土地之后,校方遇到了大量的阻礙,以至于從1929年至1937年,校方一共簽署了261份契約,共支付61974.3元,也沒有完全將校址內的住戶、耕地和墳墓遷出。雖然歷經無數的磨難,但是當地住戶或者墳主總是“上告有門”,這期間沒有發生一起“強拆”事件,這一點是相當值得敬佩的。
  1930年開始,武大新校區主要校舍的建設,全部采用了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這在當時的中國建筑中是十分前沿的。因此,武大的校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一批鋼筋混凝土框架結構大學校舍,在中國近代大學校園的建設技術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武大珞珈校區的建筑史上,還有一個人值得銘記,那就是主要承擔武大校園建設(尤其是一期二期)的漢協盛營造廠的創始人沈祝三先生。1930年1月,漢協盛中標一期男生宿舍、學生飯廳及小禮堂,5月16日又中標理學院和文學院兩項工程。沈祝三,字卓珊,1877年生于寧波東鄉沈村。自幼學習木工,1908年沈祝三在漢口創立漢協盛營造廠,憑借他的經營理念和優質服務、過硬的質量,先后承接了匯豐銀行、臺灣銀行、四明銀行、璇宮飯店、日清洋行、保安洋行、漢口總商會、萬國跑馬場、漢口協和醫院等眾多國內外項目。對于武漢大學項目,沈祝三極其重視:“不甚看重單純經濟上的盈利”。由于武大新校址在洪山珞珈山鄉村地帶,建筑基底都是丘陵山地,因而先期工程有大量開山平基和修路架橋等基礎工作,這些都是漢協盛承擔的。此外大量的工程機械和眾多工人、水電供應等工作,都需要先期投入。1930年項目開工,沈祝三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而第二年(1931年)武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澇災害,7月底,長江多處決口,江水倒灌進入東湖,珞珈山新校址內的工地大多被淹,水災影響,國民政府財政困難,工程款無法按時支付漢協盛;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又使國內政局動蕩,國民政府各種款項更是無法落實,致使項目經費雪上加霜。在工程款不到位、各種建筑材料價格瘋漲等不利因素下,沈祝三卻努力堅持,將自己的所有房產進行抵押貸款,執意按照合同執行,不申請破產,堅持將武大的新校區保質保量的按期完成。最終,沈祝三也因為這個工程負債累累,積欠的貸款利滾利達到100多萬,直至武漢淪陷才最終還清。而漢協盛卻從此一蹶不振,沈祝三也于1941年在漢口逝世,終年64歲。當人們現在徜徉校園、欣賞東湖山色美景的時候,可曾記得這樣一位有擔當、講道義的企業家呢?
  關于武大珞珈山校區建設資金的來源,有民國政府和當地政府,并且還有來自英美兩國的庚子退款的一部分。1901年清廷與列強簽署《辛丑條約》,共計支付本息9.8億兩白銀。考慮到如此額度已經遠超清廷正常支付能力,很快,列強中的一些“開明人士”逐漸意識到如此嚴苛沉重的賠款負擔不僅無助緩和中國底層的仇洋情緒,更可能進一步激化社會矛盾,在駐美公使梁誠努力下,美國在1909年率先向中國退還賠款,用于資助中國學生赴美留學。1924年美國決定放棄后續的全額賠款,并將這些庚款退還中國,成立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簡稱“中基會”),胡適擔任中基會董事兼秘書長,專門管理和使用美國退還庚款,用以支持發展中國教育文化事業。在美國的帶領下,接受庚子賠款的列強中除了日本,全部表示要退還庚款,用于支持中國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公益事業的發展。英國在1930年與民國政府成立“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資金主要用于支持中國鐵路建設和其他生產事業,所得利息支持教育文化事業發展。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舍建設中,就有來自上述兩個董事會的庚款資助。據不完全統計,武漢大學建設發展中,從1930年至1935年,武大共收到來自美國中基會的資助至少在21萬元以上,解決了新校舍建設中重大的資金問題。
  除了美國、英國的庚子退款外,校方還想盡辦法找到一切能夠提供資金的渠道,包括進行校企合作。在校企合作方面,學校與鐵道部平漢鐵路管理局進行合作,簽訂了合作協議,協議規定,鐵路局“月撥敝校津貼八千元,供理、工兩學院隨時擴充設備與增設講座之需。”可是協議簽訂后,鐵路局隨即反悔,遲遲不予撥款。武大校領導沒辦法只能驚動當時民國政府最高領導蔣介石,蔣介石于1932年5月12日發電給平漢鐵路管委會委員長何競武:“聞鐵道部已令飭平漢路與武漢大學合作,一面有平漢路月給該校相當津貼,以助該校理、工學院之發展。此事于路、校均有益處,望從速實行為盼!中正。文”見到蔣的文書,鐵路局才不得不同意支付,卻將每月8000元打折成每月5000元。5月26日,蔣第二次給鐵路局發電督促,才將5000元恢復為8000元,可見校舍建設經費來源有多么難。
  由于資金捉襟見肘,原定的武大體育館一直沒有得以動工實施。1934年3月,已故大總統黎元洪的兒子黎紹基、黎紹業給校方發函,表示黎元洪曾想建設江漢大學,但是卻未能成行。因此擬將一筆十萬元的基金捐獻武大用于實現父親的遺志。這是武大建設中唯一的一筆私人捐款,終于變成了武大珞珈山校園內重要的宋卿體育館(黎元洪字宋卿)。
  1929至1937年,武漢大學珞珈山新校舍持續近九年的建設過程中,時局動蕩,資金無著,困難重重,然而憑借大家對于武漢大學的熱情,終于在一片荒山野嶺之中憑空建設出一座現代化的優美校園。1925年胡適途徑武漢,在日記中直斥“武漢的教育最不行”,而1932年11月27再次來到武漢的胡適參觀完珞珈山新校園后,在日記中不無感慨地寫道:“雪艇(王世杰)諸人在幾年之中造成這樣一個大學,校址之佳,計畫之大,風景之勝,均可謂全國學校所無。人說他們是‘平地起樓臺’;其實是披荊棘,拓荒野,化荒郊為學府,其毅力真可佩服。看這種建設,使我們精神一振,使我們感覺中國事尚可為。”
  櫻花綻放,校園內歡聲笑語,我們回顧這所美麗的校園真的來之不易,是那么多人擁有那么美好的心靈,付出了那么多的辛苦和汗水,才得以讓這所大學成為“最美大學”。